一个孕期只有22周的胎儿突然降生。如果听之任之，这个早产儿就会死亡，而如果进行抢救，即使活下来，也几乎可以肯定，她将是个残疾儿。婴儿的父母想让她自然死亡，伦理学家也支持他们，认为如果让这孩子活着，对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悲剧。但医院方面却坚持认为，自己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只要孩子没有死，就要救活她，其它问题以后再说。
不幸的是，这个婴儿虽然活了下来，却真的成了个重残儿，十几岁了，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床，只是“一堆会喘气的肉”。由于担心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没人照顾，孩子的父母几次状告医院，如今又告到了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这个涉及伦理、道德和法律等许多方面问题的案件十分棘手，人们要问：究竟谁有权决定这个孩子的命运？
早产儿成了残疾儿
1990年8月17日，当怀孕刚过22周的卡拉·米勒有早产迹象时，她和丈夫马克·米勒来到美国休斯顿市的得克萨斯妇科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认为卡拉的症状是极度早产，就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干预，试图让分娩期拖后，可卡拉仍然早产了。
医院把这次早产称为“悲剧性早产”。医生告诉米勒夫妇，即使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她以后也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延续她的生命只会增加更多的痛苦和负担。医院方面给米勒夫妇提供了两个选择。第一是照常给新生儿喂水喂奶，顺其自然。其结果是宣判这个孩子的死刑，因为如果不进行任何治疗，她活下来的概率几乎为零。第二是对婴儿进行试验性的治疗，尽量抢救。其结果是，孩子即使被救活，她的大脑也会受到损坏，终生与严重的残疾为伴。
听了医生的话，米勒夫妇十分痛苦。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放弃第二个选择，让孩子自生自灭，让她在父母的怀中静静死去。
出人意料的是，医院方面拒绝了米勒夫妇的决定。医生告诉米勒，医院的政策是，对于体重超过500克的新生儿都要尽力抢救，而这个孩子的体重是630克，所以医院方面还是按第二个选择对孩子进行了治疗。
卡拉回忆说，有一个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医生把孩子抱走了。这个医生把一根呼吸管插进了孩子的肺里。仅就当时的治疗来说，医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孩子救活了。可是麻烦却从此开始。
当年的那个“微型早产儿”如今已经13岁了，她叫西德妮·米勒。西德妮从小就患有严重的脑瘫，几乎失明、失聪。她不能走路，不会爬，不会说话，甚至不会自己吃饭，一直瘫在床上，成了“一堆会喘气的肉”。医生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西德妮成了重残儿!更为严重的是，西德妮的大脑里总会积聚很多液体，医生不得不在她的脑子里放入一个分流器，把液体转移出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流器一次次地更换。到2000年，10岁的西德妮已因此接受了13次手术，医疗费用成了天文数字。
状告医院强制治疗
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母亲卡拉痛不欲生。卡拉说，她非常爱自己的女儿，可她宁愿西德妮死掉，也不愿她像现在这样活着。“我的孩子受尽了折磨，是医生给她的折磨。决定是医院做的，可是痛苦却要由我们来承担。就因为他们的医疗试验，我的女儿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一生都要受苦。我女儿的痛苦是医院的强行治疗造成的，可他们现在却不管她了……如果我们俩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西德妮？”
为了保证西德妮的一生都能得到照顾，米勒夫妇决定，状告得克萨斯妇科医院和它的母公司“美国医院有限公司”，为自己、更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米勒夫妇的理由很简单，似乎也很充分：医院违背了孩子父母的意愿，强行为西德妮进行治疗，这种治疗将让西德妮和米勒夫妇痛苦一生。这件案子提出了一个焦点性的问题：当孩子的病情严重，并且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时，谁有权决定他的命运？是父母还是医生？
米勒夫妇提起诉讼时，西德妮只有两岁。法院认为她还在发育中，她的症状也许只是发育迟缓的症状，所以没有受理。可是西德妮一天天长大，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于是米勒夫妇第二次提起了诉讼。1998年，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地方法庭的陪审团认定医院方面存在明显过错，在明知西德妮极有可能成为残疾儿的情况下，仍不顾父母的意愿，强行为孩子进行治疗，导致了现在的一切后果。因此，休斯顿地方法庭判得克萨斯妇科医院和它的母公司“美国医院有限公司”赔偿米勒夫妇6040万美元，用于补偿西德妮过去和未来的医疗费用。
曲折诉讼路
米勒夫妇胜了官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笔钱虽然改变不了西德妮的身体状况，却可以为西德妮提供一份生活保障。
但是，米勒夫妇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还没有最终赢得官司。对于这项判决，得克萨斯妇科医院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
面对对方的上诉，米勒夫妇指出，当时西德妮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米勒夫妇认为，从卡拉就医到西德妮出生，这期间共有18个小时，医院方面有足够的时间寻求法院的支持，可以用法院的意见来否定米勒夫妇放弃治疗的决定。
对此，医院有自己的看法。医院认为，卡拉当时只有临产征兆，医院只是努力帮助卡拉保胎。西德妮当时还没出生，那就不算是“一个人”，医院就没有必要请求法院支持日后对她的治疗。西德妮出生后，情况非常紧急，医院已没有时间寻求法院的支持，他们必须先抢救她。
2000年12月28日，得克萨斯州第十四上诉法庭驳回了休斯顿法庭的判决，认为得克萨斯妇科医院及其母公司“美国医院有限公司”有责任尽力抢救任何有存活可能的婴儿，西德妮也不例外。上诉法庭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医生理应先考虑抢救西德妮，在抢救时可以不考虑她的未来。根据得克萨斯州的《预先指示法》(Advance Directives Act)，只有当医生出具了书面证明，证明孩子已经死亡后，父母才能停止维持孩子生命的治疗。只要孩子没死，父母就无权要求医生停止治疗。
2003年3月，米勒夫妇上诉到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仍要求医院方面承担责任。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已着手审理这一案件。
涉及医德、伦理和法律的疑难案件
这个案子的复杂源于法律的空白。当新生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一些医院根据新生儿的体重和心肺功能等决定是否采用“冒险性的”试验治疗，而在另外一些医院里，是否进行试验性治疗则由父母决定。波士顿大学卫生和生物伦理学专家乔治·安纳斯说：“事实是，当新生儿有严重的问题时，没有人知道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也没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法规。”
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它引发了医德、家庭伦理和法律规范的大碰撞。
一些伦理学家认为，医院应该承担责任。这些批评者指出，医院急于试验一种让早产儿活下来的治疗方法，却不顾后果。“父母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要抚养孩子，要承受一切后果。在他们不同意的情况下，怎么能对他们的孩子进行试验性治疗？”
田纳西大学医学院新生儿中心主任谢尔顿·科罗内斯博士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只要婴儿还活着，就一定要尽力抢救，直到毫无办法为止，有什么问题都是以后的事，这是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难道要我们看着一个生命消失而无动于衷吗？谁都无权剥夺婴儿生存的权利，她的父母也不行。”
这个案件的判决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依据。根据美国19世纪制定的、至今仍有效的民事法律，如果医生对病人进行某种治疗，必须事先得到该病人的同意，当然下列情况除外：病人失去意识而又需要紧急治疗；病人意识清楚但自己没有判断能力，其监护人又未能及时表达意见。而这一案件的情况是，米勒夫妇要求不采取治疗，让孩子自然死亡，可是医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美国法律还要求，父母或者监护人应该从最有利于病人的角度出发来做决定，如果医院方面的意见与父母或监护人的决定发生冲突，医院可以请求法庭拒绝父母的要求，继续为病人治疗。但是，这项规定与1984年制定的《防止儿童虐待与治疗法修正案》相冲突。根据这一法案，如果婴儿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如果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没有其它实质性作用，或者治疗的方法太残忍，可以停止治疗。
这是一个谁都有理的官司，孩子值得同情，米勒夫妇值得同情，医院方面也值得同情。似乎谁都没错，又似乎谁都有错，惟一没有错的是孩子，可她又比任何人的命运都悲惨!
小资料：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调查，在美国，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早产儿。每年约有40万早产儿出生，而其中约有15000个婴儿出生时不足26周。在这40万早产儿中，22周 25周出生的“微型早产儿”的存活率只有10% 15%。在23周后出生的婴儿中，35%可以成活，但有永久性残疾的婴儿比例高达50% 70%，这些永久性残疾包括脑瘫、聋、哑、盲以及智力方面的障碍。27周后出生的婴儿，90%可以成活，但其中15% 25%的婴儿会有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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