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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匋读医漫笔》为新安学派已故闻名中医学家王乐匋所著，惜乎种种原因延搁出书，本年适逢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老匋读医漫笔》由中国医药科技出书社出书，可喜可贺。笔者将读后心得及评论与诸君分享。
古今医理钩玄 治学门径论说
王乐匋以《黄帝内经》、仲景、天士之论结合张景岳“战由乎外，栗由乎内”之论论说己见。“邪入下焦，用复脉以益阴得战汗而解者亦常有之”，王乐匋据此提出“战时扶其胃气，助其津液，因势而利导之即可；栗得温补回，非拨乱兴治不为功”。为后世学者清晰“战与栗”有表里和真假之分、病退与病进之别以及医治办法的不同，颇有实用含义，值得学习。
王乐匋对《黄帝内经》教学之余深化研索，如对《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病机十九条里“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归于火”之论诠释了自己的见地。他指出，“禁”多指口禁，即牙关紧闭；“鼓栗”多指鼓颔发战，即恶寒而战栗。假如医者惑于“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之说，见病者有战栗鼓颔之候就用辛温宣布，其结果之危笃将不可胜言。王乐匋又对吴鞠通、陆九芝、柳宝诒论治温病的研讨以横向比较为主，加以归纳。他将吴鞠通论温病归纳为温热、湿热两大类，治法为“护液与化湿”，即“温病之不兼湿者，用药忌刚喜柔；其兼湿者，则与之相反，忌柔喜刚了。”将陆九芝论温病归纳为两点，一是“释伤寒独取阳明”，即“以为勘伤寒领先识阳明，阳明病能治，推之以治六经病就不困难了”；二是“分析胃热神昏之说”，即“陆氏根据临证往往是胃热清而神亦清这一实践，揣度神昏由胃热所造成的。”他将柳宝诒论治温病归纳为：“就温病言，有暴感和伏气两大端”，“伏温化热外达，由少阴而外达三阳，是为顺境”，不然“病势虽轻，而正气不支，每多猝然昏陷”之危征等。书中记载了王乐匋的习医心路以及对后学者学习中医办法途径的建言，如“为医者最好学点目录学”，这是由于“目录学，就是读书的导游。有人把目录学比作‘金钥匙’‘导航图’，就是这一意思。”他还指出“领会”是读书的精要地点，即读书贵在读“通”和“领会”，切实做到书本上的常识为我所用。这是学医、治学、读书之至理名言。
临床医验撷秀 诊余感悟漫录
王乐匋临床尤重四诊，曰：“四诊缺一不可，而唯望与问这两诊尤为重要。至于闻诊与切诊，则方位在望诊与问诊之下。”并对四诊做出了概述：“以脉之浮沉，定邪之在表在里；以脉之迟数，定证之属寒属热；以脉之强弱，定证之真假和禀赋之是虚是实。”书中收录了王乐匋诊治风温、湿温等外感热病的验案，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重症肌无力等疑难杂症的诊治心得；如：“西医学所确诊的重症肌无力，按其症状可归归于中医‘痿证’，而五痿中又以‘筋痿’与之较挨近，……曩昔余曾治安纺一患者，用大剂参芪而无效，改用益肝肾，辅以安神定志，镇熄风阳，而效始显，可见看病务从实践出发，执定一方一法有时不可。益肝肾也只能说是诸法中之一罢了”。在这里王乐匋以切身感受提示咱们临床要辨证论治，牢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论。
理法方药论说 辨证论治诠释
王乐匋早在1983年为《安徽医学》“问题解答”栏目所做的回复中“关于补中益气汤医治胃下垂问题”答复中从多方面诠释了补中益气汤是否是“胃下垂”的仅有丝丝入扣的对证之方的若干问题。但是，根据临床经验得出：补中益气汤多适合虚证胃下垂患者，而临床上病情往往错综复杂，若一味补中益气或许效果欠佳。如：“久病虚羸，给患者精神上带来苦楚，因而情志变动，这一具体情况要不要考虑？（如：有无肝胆病症等？）”；以及“有时即便药证相当，亦未必能取效。”因而，王乐匋提出“前人对疾病的处理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应机，一是稳健。应机是指灵活机动，随时应变；稳健是指认证精确，坚持不懈。药量与疗程的问题都必须讲究。”他还指出：“假如条件答应，余以为有些患者，可处以综合医治”等。笔者以为此论说值得学习。
王乐匋在丰厚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凭借着深沉的理论学问，创制了许多有用的新方，如针对外感温热病症的新订银翘解毒汤、新订昌阳泻心汤、新订解毒石膏汤、新订犀连承气汤、新订清营汤、新订解毒化斑汤、清瘟败毒息风汤，以及针对缓慢前列腺炎的新订萆薢辨明饮等。既传承立异，又切合实践，验之临床屡获奇效。他还以善用仲景之方著称，有“王伤寒”之美誉。
王乐匋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开端体系地研讨汪机、孙一奎、方有执、程钟龄、程杏轩等诸位医家及其学术思想，还从专著着手，先后收拾点校了《医述》《圣济总录纂要》《新安医籍考》等多部医籍；与余瀛鳌、吴锦洪、李济仁等主持编纂了《新安医籍丛刊》《续医述》等作品。他选用“竭泽而渔”办法，也就是对材料的收集要“齐”，在处理材料和运用材料时要“精”；虽治学严谨，但绝无门户之见。（蔡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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