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免疫细胞化学(Immunocytochemistry)又称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是组织化学的分支,它是用标记的特异性抗体(或抗原)对组织内抗原(或抗体)的分布进行细胞和组织原位的检测技术。Coons及其同事们于1941年首次用荧光素标记抗体检测肺组织内肺炎双球菌获得成功，开创了细胞化学中“免疫细胞化学”这一新篇章 。免疫细胞化学的迅猛发展是在近10余年。继Nakan建立的酶标记抗体技术后， Sternberger在此基础上改良并建立了辣根过氧化物酶-抗过氧化物酶（PAP）技术，使免疫细胞化学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80年代，Hsu等建立了抗生物素-生物素（ABC）法之后，免疫金-银染色法、半抗原标记法、免疫电镜技术等相继问世，使免疫细胞化学技术成为当今生物医学中形态、功能、代谢综合研究的一项有力工具，近年来，随着抗原的提纯和抗体标记技术的改进，特别是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引入，使免疫细胞化学在生物基础研究如病理学、神经科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微生物、寄生虫、病毒等病原体的诊断和研究中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实用价值，并使实验向临床，向定量和分子水平深入。鉴于免疫细胞化学的发展极为迅速，我们在原编写的“实用免疫细胞化学”一书的基础上汇入了免疫细胞化学国内外最新进展并增编核酸分子杂交技术。希望本书能有益于我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并能给读者新的信息和启示。
本书以理论与开发技术相结合，实用为主 ，尽力兼顾技术方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全书正文廿三章 及附录1～4，计约84万字，105幅插图。第一章 为总论，简述免疫细胞化学的发展概况、有关基础理论和技术。第二章 叙述了抗原和抗体的制备。第三至八章 分别详述了免疫荧光细胞化学、免疫酶细胞化学、免疫金、银和铁标记细胞化学、亲和免疫细胞化学。电子显微镜免疫细胞化学和蛋白质及多肽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步骤、原位投射自显影技术等第十一至十七章 分别介绍免疫细胞化学在神经科学、肿瘤病学、消化器官、皮肤病学、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病原体的快速检查方法及应用。
近10多年来，相继发现了多种亲合物质，如植物凝集素（lectins）与糖结合物（glycol conju-gates）、葡萄球菌A蛋白（staphylococal protein A）与IgG、生物素（ biotin）与卵白素（亲合素）（A-vidin）、激素、脂质与受体等。这些物质是一些有多价结合能力的物质，不但亲和物质之间有高度亲合力，而且可以与标记物如荧光素、酶、同位素、铁蛋白等相结合。Bayer（1976）将这种利用两种物质之间的高度亲合力而相互结合的化学反应，进行细胞化学检测，称为亲合细胞化学（affinity cytochemistry）。它和免疫细胞化学的区别是亲合物质之间的结合不是抗原和抗体反应。然而抗原和抗体反应也是一种物质间的亲合反应，是一种特殊的亲合细胞化学。由于引入亲合细胞化学，提高和增加了免疫细胞化学的敏感性和检测范围，是免疫细胞化学的新发展，本书第六章 予详述。
原位分子杂交（In situ hybridization）技术引入免疫细胞化学，是现代免疫细胞化学向基因水平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分子杂交与免疫细胞化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尤其是在杂交后信号的检测技术中，引入了免疫细胞化学的免疫放大和显色技术，已经形成了杂交免疫细胞化学或称原位杂交免疫细胞化学（In situ hybridization immunocytochemistry），成为免疫细胞化学中又一新的分支。分子杂交与免疫细胞化学的结合，形成了在细胞、亚细胞和分子水平同时检测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的完整体系，把基因探针（基因工程）和单克隆抗体技术结合起来，成为当代生物科学和医学在分子水平研究和诊断的新兴技术。尤其是近年来与PCR技术结合的原位PCR技术和原位免疫PCR技术敏感性很高。本书第十八至二十三章 对有关分子生物学基础理论、核酸分子探针制备、原位分子杂交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核酸分子杂交电镜技术、杂交与免疫细胞化学双标记技术、分子杂交的FISH技术和PRINS技术及其在染色体制片的应用和分子杂交基因诊断的应用等方面，由有关专家分别作出了专章 叙述。
定量免疫细胞化学技术是这个领域发展很快的一个方面，由于流式细胞仪，激光共聚焦显微仪和图像分析仪在免疫细胞化学中的应用，使免疫细胞化学的定量检测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免疫细胞化学的定量水平。本书第九和十章 作了详细叙述。
本书附录列有一些常用的试剂配制方法，以便实际应用时参考。
由于本书编者都具有实际操作和应用免疫细胞化学与核酸分子杂交技术的经验，对某些方法的操作技术多结合编者的经验和在国内条件下应用的体会加以叙述，实用性强，能指导操作和启发读者如何应用。本书既有基础理论又有本领域国内外最新进展，对生物科学，尤其对医学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可作为研究生、进修生的教材。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第三、四军医大学领导及广大同行的鼓励和支持；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室及张吉强、孙榆等同志在协助本书的出版、校对和抄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中难免有不当多处，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蔡文琴 （第三军医学大学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王伯沄 （第四军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