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在药店数量高居全国城市榜首的广州，4000多家药店市场份额不到2成，8成以上药品市场仍被医院垄断。目前广州药店中只有1／3盈利，亏损或不赚钱的占2／3，进驻广州仅年余的平价药店则已难以为继。然而另一方面，医院的药品毛利仍维持在30－50％以上，有些甚至超过100％，老百姓仍深受药价虚高之苦。而在杭州，平价药店已逼迫该市82家医院药品降价3成。在长沙，平价药店市场份额已从过去的1成升到4成，在医院300种普药价格已降到市面平价后，距湘雅医院仅300米之遥的老百姓平价药店一天仍能收到近200张医院外配处方，而其在广州的分店每天只能收到20－30张医院外配处方。

    长期以来，“以药养医”机制和药品流通环节的不正之风，导致药价虚高，国家核准的医院药价平均高出出厂价60％，老百姓普遍感叹“看不起病”。平价药店是药品销售市场化改革的新生事物。2002年8月31日，中国第一家大规模平价药店“开心人”，打出“比国家核定的零售价平均低45％”的旗号登陆南昌市。市民蜂拥而至，提着篮子像买菜一样，大摞大摞地挑选各种药品，首日即刷新了当地药品单店数十年的销售记录。不到两年，平价药店以“旋风式速度”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对各地医院的虚高药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可是，在被誉为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发源地、最为发达地的广州，这一市民好评如潮的市场化改革为何会举步维艰？广州拥有全国城市最多的药店数量，是北京、南京的约4倍，为何在与医院的竞争中会遭遇滑铁卢？这无疑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支持不力有关。

    平价药店的出现，触动了一大批单位和人员的既得利益，其中包括医疗机构、医药代表以及部分医药批发公司。他们合伙企图把平价药店扼杀在襁褓中。一些医院对平价药店进行攻击毁谤，用停开处方压迫药厂不得给平价药店供货，代理商则对平价药品进行恶意收购，等等。更有甚者，平价药店刚诞生，就有业内人士预言其会有3种“死法”。因此，各地的平价药店的生存和发展都经受了巨大困难。

    药品行业和其他行业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药品关系到健康和生命安全，使人们购买药品慎之又慎；药品的效用具有滞后性，百姓无法即时辨别；用药是医疗的一个中间环节，医院意见对百姓购买药品的导引具有权威性。平价药店又都是民营，难以获得“国民待遇”。假药又曾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这些都使得新出生的平价药店在与医院药房的竞争中一开始在除价格外的其他方面都处于劣势。

    显然，药品供销体制之变革，在导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同时，离不开政府那只“有形之手”的支持。

    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而是人在特定情况下维持生命和健康的必需品。药价虚高，不仅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它是对民本精神、社会正义和药业职业道义原旨的背离。平价药店蕴含的不仅仅是药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精神，还蕴含着“平民情怀”。“平民情怀”是一种“民本精神”，它要求一切社会行为和公共政策都要以民为本，利图百姓，使行为和政策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从“民本精神”出发，药品政策的基点，决不在于利润回报的高低，而在于能让广大社会平民在必须吃药时能吃得起药。对平价药店的政策支持力度，检验着我们的政府部门是否真的以民为本。

    据媒体报道，面对出世不到两年的平价药店，医药商业协会某官员的表态是：“价格竞争只是低层次的竞争”。此话在理论上并无错，可是，当平价药店以“民本精神”刚开始向虚高药价发起挑战时，此番表态的倾向性明显反映了某些药品行业官员的确缺少一点“民本精神”。

    上海、杭州等地的平价药店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有关。在上海，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以及帮助、促进平价药店健康有序运营等方面采取6项措施对平价药店进行扶持。杭州则推出了12项举措扶持平价药店和推动药品降价，其中包括：医院无条件满足门诊病人药物外配；放弃不利病人的行业惯用的“六四”定价法；不限量地放开对医保定点药店的审批等。而在广州，医保定点药店目前仅发展了80余家，仅占4000多家药店的2％。98％的药店被禁入医保药品市场，这无疑亦是平价药店兵败羊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医药分家是国际潮流。美国前10位大型医药连锁企业的15000家零售药店，销售额占美国药品零售市场份额的60％，其中最大的连锁企业CVS有4100多家药店，占据美国药品零售市场份额的20％。而目前我国有近12万家零售药店，销售额却只占市场总量的15％。从2004年开始，药品市场将全面对国外开放，国外药品零售航空母舰将开进中国，如不及时在政策上大力扶持民族零售药店，我们只好把巨大的中国药品零售市场拱手送给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