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机多样而又茫然，行为易受情绪情感左右，理智严重缺乏。

    第四代罪犯的犯罪主观内因多出于膨胀的私欲动机、骄奢的享乐动机、性本能的刺激动机、非份的占有动机、卑劣的虚荣动机、戏谑的取乐动机、残忍的报复动机、畸型的好奇动机、狭隘的嫉妒动机、“行帮”的“义气”动机等等。社会激烈竞争造成紧张感、压迫感足以使心理承受力低下者产生变态心理，这使第四代罪犯犯罪动机呈现五花八门的繁杂状况。这些动机隐藏于他们人格的深处，形成潜意识，逐渐发展成为犯罪动因，以致他们在实施犯罪的瞬间，人们难以发现清晰的动机轮廓，甚至连他们本人也说不清，道不明。

    他们是一群非常“情绪化”的人。当代社会，人际交往频繁，社会变迁时期不同年龄层的人们之间的“代沟”增大，彼此不够理解，不少人际关系蒙上利益原则。实惠、利益冲淡或代替了亲友和同志间的感情，人际冲突纠纷增多，这些都比较容易使他们产生烦恼与焦虑。竞争失败使他们产生负效应情绪：[1]增加挫折；[2]感到压力和威胁；[3]产生沮丧、抵触、嫉妒、报复等消极心理。这些足以使他们感到“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弱肉强食”是生存原则。加上失学、失业、失恋、失意等不良境遇，于是这些挫折作用于缺乏理智的第四代罪犯身上，迅速外化为反社会的违法和犯罪行为，释放出强大的破坏能量。

    四、情感淡漠，缺少怜悯心，不计后果，没有恐惧感或痛苦感。

    第四代罪犯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家长过分的庇护和迁就，使他们几乎都免受了生理、心理、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体验，不知痛苦和恐惧为何物。由于视听娱乐工具设备的普及，使得人们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观看电视节目上，电视夺走了家庭亲情交流，父母给予子女的情感教育大大少于所给的物质照顾，造成他们不懂得体谅关心别人，待人冷漠，对他人很少宽容忍让，无理也要狡辩三分，得理更不饶人。为此，犯罪时往往凭一时冲动，胆大妄为，凶狠残忍，根本不计后果，更不会考虑给社会造成的损害，给他人带来的痛苦。虽然他们在初中时期都学习过《法律常识》或《公民》课本，粗知法律知识，并非法盲，但他们内心却无视法律，不相信法律的威力，甚至藐视法律，铤而走险。

    五、漠视政治，崇尚金钱、暴力。

    第四代罪犯对政治生活毫无兴趣或兴趣不浓。目前第四代罪犯犯反革命罪者极少，这从反面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厌恶、逃避政治学习，而谈论最多的是“如何捞钱发财”、“怎么怎么打个‘码头’”等话题，以金钱、武力论英雄。在商品文化强大的惯性推动下，电视播放的暴力色情片越来越多，这些诱导着第四代罪犯去崇拜模仿那些出演“强者”、“冷面”、“残暴”、“英雄”等角色的明星，并在现实生活中刻意模仿追求。腐败、超前消费、“黄毒”、武侠热等现代社会病混合作用于他们身上，使他们无力抵制，乏力招架，最后还是沦为俘虏。调查中发现，他们中不少人把性命当儿戏，认为“杀头不过头点地”，亡命徒“英雄”观味道十足。

    六、赌徒冒险和侥幸心理强烈。

    当问及他们在犯罪过程中想没想到会被逮捕判刑时，这百名罪犯中57名都侥幸地认为不会被抓住。且他们中不少人都有拒捕和潜逃经历。有些罪犯认为犯罪得手后的快乐值得冒一次险，“抓住算我栽了，抓不住算我赚了”。赌徒心理，溢于言表。

    七、民族自豪感缺失，崇拜西方生活方式。

    第四代罪犯普遍崇洋羡外，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仅仅是从影视屏幕上获取的认知。盲目认为西方好，对西方生活方式津津乐道，而对本国历史国情知之甚少，却处处贬损自己的同胞，缺乏民族情感，民族自豪感严重丧失。在他们的犯罪表露中有时可以清楚看到模仿西方的痕迹，他们绝大多数是“追星族”的基本成员，刘德华、史泰龙等歌星、影星偶像令他们如痴似醉。热衷黑社会劫持人质、吸毒贩毒、“性解放”、性放纵等，以图“玩个心跳”，“过把瘾就死”。这也是导致他们游戏人生，走上犯罪的一个因子。

    八、乐群性强。

    做为独生子女，父母为使他们在家庭中不孤单，在学校、社会上不被人欺负，鼓励他们从小多交几个好朋友，人多势众无人敢欺。因此，第四代罪犯从小就养成很强的乐群性，但这种乐群性却不是与周围人友善相处，而是交结几个“铁哥们”相互帮衬，寻欢作乐，谋取私利，其原则是“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因此，为个人或小团伙利益可以不惜损害整个社会，这些不良分子纠合一起，破环能量就会产生乘法效应。调查中发现39％的罪犯是共同犯罪，且都是主犯，他们的同案犯也都是他们的同龄人。这足以说明第四罪犯的这一心理特点。（作者单位：陕西省第三监狱）
      ----辑自劳改劳教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