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行为矫正是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行为治疗者内出现的一个新方向，是针对经典的行为治疗的缺欠而发展起来的一组新的心理疗法。

经典的行为治疗，由于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往往忽视人行动的目的性和主动性，忽略认识、情感和意志等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仅仅借助于刺激→反应的公式来解释人的行为和设计治疗方法。这种极端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的观点使得经典的行为治疗既不探求各种不良行为或症状的认识、态度和人格方面的原因，也不重视病人的认识、信念、动机和意志等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因此，经典的行为治疗虽然可以消除一些行为问题和症状，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实质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症状性治疗”。症状性治疗(对症治疗)治‘标’不治‘本’，疗效自然不够稳定；往往是这一症状矫正了，同一根源的另一症状又出现了。

认知行为矫正家认为，“扰乱人精神的，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人对事件的判断。”以恐怖症的习得为例，外界的刺激、情境或事件虽然是重要的，但它们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恐惧，往往是与当事者对它们的认识、评价和判断直接有关的。依照经典的行为治疗理论，强烈的恐惧反应可以由在时间上与导致此创伤性体验的刺激物(无条件刺激物)相关联的任何刺激物(条件刺激物)引起，而不管这些刺激物的性质如何，更谈不上人对它们的认识与评价了。这种传统的观点受到了认知行为矫正家们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的挑战。

按照条件反射学说和经典的学习理论，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应当经常对各种电器设备和运动车辆产生恐惧，而不应当害怕蛇和蜘蛛类似小动物。因为前者与灾难或痛苦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机会远比后者多。可是实际情况不符合上述推测，事实上，在任何人群中对小动物的恐惧都远较对电器和车辆的多见。这一临床观察说明，恐惧是有选择的；条件刺激的内容、性质或结构等是恐怖症习得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之所以会起作用，正是因为它们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刺激物的认识与评价。

Fredrikson和Ohman(1979)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采用中等强度的电击作为无条件刺激物，使两组人类受试者分别形成对蛇(或蜘蛛)和花(或蘑菇)图片的恐惧的条件反应，同时记录了皮肤电传导反应的第一段期待反应的概率和手指的舒缩变化的概率，作为恐惧反应的客观指标。结果发现，图片的内容对恐惧反应的强度有显著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由蛇或蜘蛛图片作为阳性条件刺激物(CS+)和阴性条件刺激物(CS-)所引起的上述两种概率高于由花或蘑菇引起的。 (2)在条件反射的消退阶段，用蛇或蜘蛛图片作为CS+和CS-的一组受试者仍保持着对CS+和CS-反应上的差别；可是，用花或蘑菇图片作为CS+和CS-的一组，对CS+和CS-的反应上的差别几乎立即消失。

上述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告诉我们，认知中介因素在病态行为或某些疾病中是起重要作用的。经验说明，对于这些病态行为或疾病，不移除病人认识上的根本原因而单靠经典的行为治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评价，除了受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影响外，还与他本人的一些特点有关。这就意味着，在治疗中施治者也应当注意到病人的经历、信念、态度和人格等因素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矫正措施。

认知行为矫正家主张综合地利用经典的行为疗法和其它心理治疗技术，针对病人认识过程的不同方面(如信念、态度、期望和应对手段)以及认知中介因素影响行为的最佳干预点，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和方法。例如，对于多动症和有进犯行为的儿童的冲动行为，可以采用“自我指示训练”教会儿童在行动之前细细地思考以达到行为的自我控制。这种训练中所包括的技术有示范法、反馈和社会强化法、公开的和内心的言语复述以及提醒。为了改变这些儿童的行为方式，训练中要求特别强调利用语言教会儿童解决问题和决策技巧。显然，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已超出了经典的行为疗法范围。又如所谓“自信力(或果断)训练” ，也可被归人认知行为矫正。此法特别适用于那些害怕自己会在社会场合中作出愚蠢的表演或感到焦虎的人，此训练不仅能帮助人们减少焦虑，而且能学会有效的应对方法。自信力训练中包含三个基本成分：扮演角色、示范和社会性奖励，这些也超出了经典的行为疗法范围。

认知行为矫正的产生自然同针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不无密切联系。人们推测，认知行为矫正可能代表着国外行为治疗未来的发展方向。Smith(1982)曾随机地调查了属于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分会和咨询心理学分会的800名会员，所得资料代表了美国临床和咨询心理学家当前所倾向的理论观点。结果发现，持经典的行为治疗观点的占总人数的6．75％，持认知行为矫正观点的占10．36％。这一调查结果似支持了上述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