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六姐妹现实生存，承受着不为人知的伤痛

　　在最危急的关头，她们恪尽职守，付出重大牺牲。当危急过去后，所有人过上寻常日子时，她们却滞留在那个可怕的病症中，承受着不为人知的伤痛。

　　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群

　　时间已经冲淡了人们对SARS肆虐的记忆，日子正常得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对张丽娟、李敏、宋冰、张春阳、于立萍、刘波这六位长春医护人员来说，SARS依然如噩梦般跟随着，与周围正常人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整个长春市，被SARS病毒感染的医护人员中只有她们6人尚未痊愈，仍需家人专门照顾。

　　一眼看上去，她们和常人无异。变化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首先是肉身，继而折射内心——“长时间没办法平静下来，心烦得什么也干不下去。”张丽娟说，“最终整个家庭也深陷其中。”她做饭，有时拿着大勺不知道干啥，一次就烧糊了整个锅底。

　　六个人中，最大的47岁，最小的才24岁。其中有5人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

　　一个人的健康与一个家庭的困境

　　心烦的时候，宋冰就慢吞吞地蹭到家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车直奔终点——火车站，没有具体目的，就是耗时间。下车后，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吃饭，然后回家。

　　在学校里，宋冰是个健康的姑娘，5000米和1万米的长跑冠军。那时她每天都在家附近跑半个多小时；而现在，三层楼梯对她而言等于爬一座小山——虚汗，气喘，上不来气。

　　宋冰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就跟“对付一辆行程已满20万公里的小轿车”，处处要留心，生怕闪失。膝盖，胯骨里头好像藏了许多根小针，无数次将她从睡梦中“刺醒”。“走路时，经常感觉膝盖不能回弯了，就像机器缺少了润滑油。”走几十米，就得坐下来休息。下颚关节也会跳出来“作乱”，往往吃一顿饭要半个多小时。一旦天气变凉，心情不好，全身关节就“造反”。

　　坐在温暖的房间里，宋冰不停地吸溜着鼻子，但是她还必须让窗户保持通风。东北早寒的气候，风吹得人直哆嗦，但是她别无选择。去年6月，感染SARS痊愈后的宋冰，时常感觉呼吸困难。“根本在屋子里待不住。即便下雨天，也得撑把雨伞坐在院子里。”检查结果出来后：肺显硬化，局部有炎症。她又住进医院直到去年10月。在肺部隐患还未解决的同时，身体一些主要骨头环节又出现了疼痛，时至今日。

　　六个人中，宋冰是惟一来自长春市下属区医院——宽城区铁北医院。当初，全院派出两名护士支援长春市感染病医院抗击非典的工作。她主动报名，并火线入党。在参与抢救长春市第一例非典患者过程中，她不幸被感染。

　　这位接受过部队正统训练的女性，此前一直是学校里的尖子。当初她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北京空军军医学校护士班。“我多年来都严格要求自己，思想正统，力图完美。”经历一年多的病痛，磨平了她性格中所有理想化的成分——“眼下日子能过去就不错了。”

　　宋冰一家命运多舛。宋的丈夫杨宝玉为妻子的病丢掉了所有的工作。祸不单行的是，2003年的12月31日，他们位于宽城区蔡家村的房子突然起火，消防队员只抢救出一个液化气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结婚10年攒下的全部家底都烧掉了。”夫妻两人均属再婚，这个家是从无到有，跟小燕垒窝一样建设起来的。“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杨宝玉说道。

　　直至今年5月，经过区里发动全院力量捐款，亲戚朋友纷纷借钱，他们才得以重建家园。新家中，惟一昂贵的电器就是杨宝玉为爱妻添置的按摩椅。屋子里有两件特殊的摆设：一台微型红色电视机，一个盛装水果的空花篮。前者陪伴宋冰度过隔离区30多天的日日夜夜；后者是出院后，医院领导送的。

　　现在，丈夫尽量不让宋冰做家务。“现在少干点，无非为了延长几年走动的时间。我脑海里总想，媳妇哪天躺着真起不来了，我该怎么办？”说到此，眼前这个结实的东北男人低下了头。

　　花季女孩破碎的梦

　　在这个特殊的小团体里，李敏年龄最小，病情却最严重。“你没见她刚出院那会儿，说难听点，走在马路上就像个痴呆儿。”作为大姐兼同事的于立萍痛心地说。至今，李敏的体态还没有完全恢复，脖子上的脂肪堆积在一起。每次出门，她都会戴上鲜艳的围巾。

　　“那会儿从医院出来，我们一个个都是‘满月脸，水牛背，孕妇肚’。”24岁的李敏嗓门大，有着东北姑娘的爽朗。

　　三年前她从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传染病医院。整个科室数她年龄最小，没什么负担，护士长说，要么她上“前线”，要么全室抓阄。李敏二话没说，响应了组织上的安排。

　　在进入隔离区之前，院里已经通知她准备到上海进修。如今，这已经是个不可及的梦想了。

　　以前，她拥有着这个年龄段女孩的天性：爱玩，爱闹，爱打扮。作为独生女，一直很受宠。如今，她变了。“以前我就像兔子一样，一分钟都停不下来。现在，越安静越好。而且爱哭，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前两天，她专门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告诉她，这是焦虑症的表现。

　　今年6月，她和于立萍、张春阳、张丽娟几个人到北京复查。她的检查结果是——病情加重，扩及到肩关节。那天，对李敏来说，是人生痛苦的记忆。晚上回到宾馆，接到男友打来的电话，她哭了大半夜。“把一年多所有的委屈都发泄了出来。”

　　李敏还没结婚成家，一向喜欢孩子的李敏焦急地询问北京的专家，以后能不能生孩子？答案是：“不可能，要孩子对你来说就是玩命。”李敏呆住了：“我男朋友是家里几代单传。不生孩子，枉做女人。”她当即给男友发短信：分手吧。男友即刻回复：不管病情发展怎样，依然爱你，明年我们就结婚。

　　对方不弃不离的态度，从精神上给予李敏很大的支持。但是她“心里跟明镜一样”，“其实，他们家里对这个病情还不是很了解。我也知道他背着我，从网上查找了许多资料。”

　　现在除了身体上明显疼痛之外，李敏还发现，自己的头发大把脱落，记忆力明显衰退，记不住事。这些症状也出现在其他人身上。这个花季女孩现在整日过着单调的生活：睡觉，看电视，治疗。“有时候自己在马路上足留足达，或者到附近的劳动公园，瞅人家打扑克，心里什么事情都不想，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

　　几年前对人生的憧憬和规划都被她统统扔进回忆——在医院干几年升到护士长，结婚，有自己的家，生小孩。买的房子，一定选在双方父母家中间，能照顾到两边的老人。“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走一步算一步。”

　　在惴惴不安中等待

　　六人中，除了刘波和宋冰，其余四个人都属于原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现北方肝胆医院)。“我现在是病人。”这一点，她们时刻提醒着自己，因为没有立竿见影的药物，也说不准哪天病情会升级，一切都处于变数之中。她们惟有对自己小心呵护，家人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刘波的丈夫杨子龙干脆辞职，专职在家照顾妻子和儿子。“把不该男人干的也全包揽下来。”妻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行头都是他买的。“我尽量让她避免走路时间太长。”他们家住在7楼，刘波根本爬不上去。为此至今，妻子还住在医院里，一周回家团聚一次。每次回家，都由杨子龙背上去，中途还要休息两次。

　　“这一年，妻子至少老了10岁。”说到此，堂堂七尺男儿泪流满面。而这一年，他也瘦了20多斤。“我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没有经济来源。就指着媳妇每个月700元工资和600元补助，一家三口过日子。”非典之后，医院给刘波600元额外补助。

　　医院对她们病情采取积极治疗的态度和措施，让她们深感宽慰。目前，每天的上午，她们都在高压氧舱里度过，那对她们的肺活量，体质的增强都有好处。下午则一起游泳。北京专家说这是个最合适的运动，因为没有负重。

　　其间的费用全部由医院承担，院方为此配备了专车。她们在车上尽量回避那些不愉快的话题，营造快乐气氛。她们不停大声地说说笑笑。这一年来，六个相依为命的人结交下深厚的友谊。

　　相比一年前，她们心情已经好了许多。杨子龙也自己安慰自己：“这是不死的癌症”，让自己宽心点。但是，六个人都怀揣着解不开的疙瘩，因为SARS给她们留下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没有工伤，伤残认定，没有任何有利的证书式的保障。”这些都令她们内心惴惴不安。现在跟随她们档案的只有一张表格——《职工因工(公)伤(亡)审批表》，上面只是记录了经过，注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此外没任何特殊之处。

　　“现在医院都实行股份制管理，院领导三年一改制。将来新领导上来还不知道有什么政策。谁来替我们说话呢？”为此，她们不断找到市卫生局和劳动保障部门，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未来的变数，让她们以及家人们焦虑不堪。

　　“这一年，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老太婆坐在轮椅上，老头推着走的画面。看了心情很沉重，好像是在描述我们的未来。”张丽娟的丈夫说。

2004.11.05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