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同性恋揭密，“同伴教育”防治艾滋

　　记者通过连续跟踪采访，深入成都同性恋者活动的酒吧、公园和社区组织，强烈地感受到同性恋者对摆脱“灰暗”身份的期盼和对社会理解的渴望。因为压抑，“刚认识几分钟就可能发生性行为”。面临艾滋病的威胁，成都同性恋者自发地成立了“同志”关爱小组，有组织地防范艾滋病在群体内的传播，引起了卫生部和国际机构的关注，并应邀参加了今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第15届世界防治艾滋病大会。

　　近年来，艾滋病在我国有所蔓延，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对吸毒、卖淫人员的抗防艾滋病工作有了进展，而对同性恋这个高危人群却难展开有效的工作。专家们说：“其难度在于同性恋者的身份不确定性，同性恋者被视为非主流群体，同性恋者一旦其身份曝光，很难在单位、在朋友圈子及家庭中有立足之地。”

帮助资中艾滋病感染者排练戏剧

　　“同志”世界：因压抑而性乱面临艾滋的危胁

　　坐落在城南的成都天使宾馆，二楼小餐厅临时变成会议室。成都同性恋者自发成立的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每月一次的工作讨论和聚餐会在这里举行。下午三点半，三十多人到会，有银行职员、学校教师、公务员、在读博士、医生及在校大学生。他们是勇者，为抗防艾滋而志愿做义工。他们也怕惹“麻烦”，没有请服务员送茶倒水，而且关起门来讨论防艾滋这个“阳光”问题。如同以往一样，记者又一次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晓东――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长，35岁，曾经在当地知名度较高的同性恋酒吧做老板。同性恋的群体现状，让晓东非常不安。如今，他已成为了同性恋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今年7月，他应邀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世界防治艾滋病大会。

　　晓东的语气平静中有几分无奈：“因为是同性恋，我们不是主流生活的人群，受到的压抑是常人不能想像，同性恋又是没法通过医学进行矫正的。”

　　“许多人对同性恋不理解，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总是通过一些负面报道，如同性恋卖淫等事件来涵盖对整个群体的认识，用敌视、侮辱的眼光看待这些人。看看街头的橱窗宣传，艾滋病都是与卖淫、吸毒等丑陋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同性恋自然就划进了这个范围，由于没有对同性恋人群做一个客观评价，媒体上更多的也是负面的报道，因此，“同志”的生活就更隐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防艾工作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个层面。试想一下，同性恋是一个隐私问题，连我们的亲人都不肯告诉，又怎么能允许其他人的介入？”

工作会议

　　小刚――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成员，27岁，某知名公司职员。“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几位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者主动到“同志”活动点去派送安全套，在同性恋酒吧里应当说去的都是“同志”，由于不懂得“同志”的心理特点，‘同志’不但没接受调查，更没有接受他们想派送出去的安全套，急得这些人没有办法。”

　　小柯――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成员，26岁，在读医学硕士。他在世界防治艾滋病大会上的发言受到好评。“‘同志’的生活隐蔽，但非常活跃，从网络上看，国内就有几百个同性恋的网站，其中交友、聊天最为火爆，他们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通过网络认识朋友、见面后，就发生性行为，这个情况在上网的学生及其他层面的年轻人中非常普遍。在一些浴池、公园，一些素不相识的‘同志’，在对对方身体健康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要有感觉，就可能有性行为发生，群交玩3P等等。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又滋生了以卖淫为生的‘小弟’。”

　　“外人想进入这个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及相关部门想插手的难度也非常大，‘同志’是一对一的交流，外界很难寻到切入口。在与受访者的接触与交流中，他们谈到对性行为不使用安全套也同样是不安的。只是他们认为，身上要是有安全套，一旦行为被发现，相关部门就会将身上有安全套做为“卖淫”的一个证据，为此，自己宁可危险也要求‘安全’了。”

　　“我自己是一位医生，更知道同性恋中一些不负责的性行为会有多大的危害，我们也知道‘同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同伴教育培训

　　关爱小组：让防艾滋阳光照进“同志”人群

　　2002年，“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自发成立。

　　小组以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医生、公司职员等为主要成员。他们在圈子内，以“同伴教育”为主题，宣传防治艾滋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度评价其小组工作：政府想做，而做不好的事，他们做好了，民间的社区组织担当起了重要角色，这对中国同性恋者的防艾滋病工作、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的启示。

　　小组的几项工作受到了官方的肯定：

　　――“社区同伴教育”。针对“同志”中都有相对固定的社交圈子，小组选择了“同伴教育”形式工作，“同志”想结交朋友，义工主动为之；“同志”朋友聚会，义工讲解各种性知识，派发安全套，讲自己的使用经验、体会。义工是自己身边的朋友，自然、安全，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隐私。去年，小组在成都地区做了十五次活动，每次都有六七十人参加，参加过活动的人又成为小组的骨干，他们又在自己的圈子中做宣传。

　　――“社区干涉”。开设“同志”生活热线电话，电话开通一年来，已接到2000多个电话，有的咨询者又成了热心的义工。小组办起了定期发行的宣传品，通过传阅方式收到艾滋病的防治与自身保护的教育。小组在多个“同志”的酒吧建立起宣传台，这里有性行为安全指南资料，也有免费的安全套。成都同性恋酒吧建立起了艾滋病监测哨点，这也是我国首个“同志”社区测哨点。同性恋者中高危人群是同性卖淫者，小组对这部份人也采取主动工作，与他们联系，提供咨询，成都的抽样表明，100%的同性卖淫者人都主动使用全安套。

　　――“社区性病就医”。同性恋者中与多人发生性行为情况普遍，当有性病或担心感染艾滋病时，又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怕医院将性行为与道德挂钩，而导致病情延误。小组帮助在成都选择救治医院，今年初，在四川省建筑医院建立起全国首家针对“同志”艾滋病检查的医院。

　　重视、善待、指导：小组“同志”的呼声

　　小组负责人小柯等多位朋友，向记者谈到了同性恋者对政府工作的期望：

　　一、政府要重视这个“通道”。长期以来，同性恋者防治艾滋病是盲区。今天，这个群体中有人主动站出来，帮助政府做难以做到的事。如果政府支持这个“通道”，这些义工就会更有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相关部门如采取漠视态度，为难他们的话，政府与‘同志’圈的一个最有效的通道就可能消失。

　　二、善待这个处于弱势的民间组织。同性恋者义工们说，自己组织一个社区自我宣传的小组，需得处处谨慎。有的部门提起“民间小组”，不自觉地就会将他们与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他们有后顾之忧。小组成员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小组成为一个得到民政部门批准的团体。在经济上，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给他们一些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而目前他们的经费不少是自己掏腰包，因为身份特殊，社会很难给他们物力支持。

　　三、希望公安、医学、心理等方面多给予指导、配合。以公安为例，他们说，在访问中，不少的同性恋者在生活中有被敲诈经历，不少人遇到这种情况不敢报案，也不敢找人商量、咨询，相关部门与他们有定点联系人，圈子内的默许犯罪情况就会少起来。

　　注：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中同性恋者的姓名皆为化名。

2004.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