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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雯丽随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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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在美国生活多年，以您对美国家庭的了解，能否给读者谈谈，一些中国女性现在在家庭中所遇到的情感危机是基于目前中国社会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女性所能采取的对策和办法。 蒋：我在美国生活过五年，但其中回国拍戏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加在一起，大约有两年多，所以我也谈不上对美国有多么的了解。这与我真正去美国工作，溶入那边的环境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有一些不同。因此，我所了解的美国女性的状况，更多的是从当地的一些朋友身上获得的。 但是我觉得西方社会现在正在回归家庭。因为在五六十年代，西方确实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解放”，包括“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还有女权运动的解放。那段时间，大家都很茫然，离婚率也非常高。 到现在，当西方人经过了这种躁动，经过一代人的反思，就进入了一种“回归”的状态，反而更重视家庭了。我们了解的现实中的美国人，并不像好莱坞电影和我们所读的一些通俗读物里所描述的那样，个个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我在美国从没有看见过有谁过着朝三慕四的“解放”的日子。 我曾在一份比较新的美国人性行为调查报告中了解到，199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在随机调查了美国3000多名18岁到60岁成人性行为。报告中说：当代美国人的生活远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要传统得多。 据调查，超过80％的美国人在前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伙伴，而只有3％的男人或女人有5个以上的性伴侣；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周只有一次性生活，而超过1／3的人在过去一年中只有很少几次甚至几乎根本就没有性生活；在所有被调查的人中，结婚夫妇对自己所拥有的婚内性生活最满意，而75％的男人和85％的女人说他们完全忠实于配偶。我不可能特别理论地来谈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由社会学家和婚恋专家来谈，会更有发言权，也更客观。 我只能片面地去看待中国人目前的婚姻状况。我觉得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封闭了很久，改革开放终于使我们的国门又一次敞开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一下子闯进了我们的生活和视野，比如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中开始有了“贫富分化”的概念，于是这些经济生活领域出现的震荡，在家庭生活中也产生了投影式的涟漪。因为原先大家的生活、财富、社会经济地位都是一样的，虽然大家都不太富裕，你没有的，我也没有；你穿什么、吃什么，我也都差不太多。于是，大家的心态都很平衡。只求两个人在一起，上孝敬好父母，下抚育好孩子，也就满足了。 而这2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使中国家庭普遍把目标瞄准小康的同时，也使中国家庭与家庭之间，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情商、机遇的不同，以及个人适应能力、行为能力的不同，开始逐渐拉大了贫富差距。 于是，一些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不够满意的家庭成员，就会很自然地对高于自己家庭状况的人产生羡慕和向往。当这种现状难以短时间内改变或改变的幅度不能尽如人意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开始觉得：同样是人，同样是一辈子，那为什么你可以生活得那么好，我却生活得如此平淡？ 这种基于经济生活领域的变化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不平衡，也就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生活的矛盾，也就间接导致了家庭的不稳定。因为，这种心绪最明显的反应是在家里。如果没有成家的时候，大家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就一个人而言，他（她）总能为自己找到心理上的平衡点。但结婚后，他（她）个人心理上的平衡就会或多或少地被配偶、子女的思绪所搅动。如果这时双方都努力寻找两个人的平衡点，那么这种搅动就会成为暂时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磨合期”，这一时期早晚会过去，双方都会被一种新的平衡所代替。 但如果这种搅动没有引起双方的足够重视，或重视的方法不得当，那它就会成为家庭潜在的危机，一旦遇到现实生活中合适的时机，就会对家庭构成颠覆性、摧毁性的打击。 因此，我觉得中国女人不要把目前遇到的婚内情感问题，仅仅归结为情感危机，对方的意志品质问题，或者是“第三者”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应该认真思考其表象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要想解决这些，我想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在精神上独立；其次，在经济上独立；最后，才是情感上的独立。 ■女性独立，才不顾影自怜 记：您所强调的女性从精神到经济、情感的独立，是不是有“女权主义”的成分？ 蒋：我的确强调女人尽量要独立，但我觉得这是出于女性应有的自我保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并非“女权”。 我之所以强调女性的独立意识是因为我从自己的家族女性身上看到了“独立之于女人”的优越。比如：我奶奶是裹小脚的女人，那种社会对女人的束缚是可想而知的。而我妈妈这一代是经历了新中国女性身心地位的彻底解放而成长的一代，在她身上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因此，我从我母亲的教导中，自然而然地认定了一个女性安身立本的准则：只有身心独立的女性，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对自如，才有可能去追求幸福，而不是在等待别人的施舍中顾影自怜。 ■女强人悲剧，是特定文化产物 记：我同意您所倡导的女性独立意识，这种意识确实带给许多女性尊严与成功。但是，我们身边却也存在着一些从各方面看都非常优秀而独立的女人，却并没有得到她们所期望的幸福而美满的婚姻，她们中甚至有人被因为是“女强人”而遭到男性追求者的排斥。这是怎么回事呢？ 蒋：我们通常所说的“女强人”，她们在事业、精神、物质方面都已经完成了非常独立的自我认定过程，她们已经在物质、经济、精神等方方面面都不需要再依靠男人，所以她们对于择偶标准问题，也就相应地达到了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这种标准是绝对不会向普通尚不独立女人所强调的经济、物质方面倾斜，而更多地看重和强调精神方面的同步与优秀。因此，在这些独立的女人眼中：有房、有车、有钱都变得无足轻重，而这些恰恰是许多男人自尊表现所需的重要物质支撑。于是，物质上富足的男人就会觉得“女强人”的要求有些不着边际。而物质不算富足，但精神上比较占优势的男人，在她们面前不但意识不到自身优势，反而会因为在男人心里占比较重要地位的物质条件问题，在“女强人”面前同样会产生自我心理失衡。因此，这些原来有优势的男人，也对“女强人”敬而远之。 这些原因就导致了我们通常意识到的问题：为独立而自豪的女人，却因为独立而倍感孤独。 其实，这不是女人独立的副作用，这倒是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社会的副作用。 当然，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品，而是全世界（除了目前还处在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中的极个别偏远角落之外）都普遍存在、让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模式问题。 虽然，全世界的女性也为了赢得性别的独立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夫权和男权主义的思想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脑海深处。 所以，当女性很强的时候，就会让周围的男性社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于是就引发了包括一些女性在内的男性中心社会的逆反式的报复，于是男性社会就会对她的存在做出本能的排斥。而这种排斥最根本的显示也就集中在这些女性自身仍在精神领域最隐避的地方存在着希望搏得男性认同和好感的弱点，从传统意义的家庭幸福观来说，对这种女性构成了事实上的打击。这可能就形成了现实中“女强人家庭多不幸”的悲剧公式。 这也不单纯是社会偏见造成的悲剧，而是现代文明发展中一个特定文化氛围、经济环境的一种必然产物。 解决它，不是单纯“事业、经济独立”就能化解的，而必须从文化和精神领域加以考虑和纠正。 ■专职主妇，是走向富裕的文化现象 记：随着中国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已经有一些女性因为孩子、或因为其他一些因素，逐渐退出事业领域，回归家庭，做起了专职家庭主妇。您的丈夫在美国好莱坞发展，他是中国电影技术领域走进好莱坞的第一人，从经济条件之中，您也完全可以不用出来辛苦地拍戏，而您既选择了事业又兼顾了家庭，可以算是取得了事业与婚姻的双丰收。那么，您从自己的角度如何看待当代女性做专职家庭主妇的选择呢？ 蒋：我觉得这种选择作为一种存在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同时也存在着多种因素。 我由于职业和兴趣所致，一直以来也非常关注女性的心理变化和价值取向，我也曾认真考虑过这些专职家庭主妇作出这种选择的社会、经济、文化依据。 我也有机会成为专职主妇中的一员，但我却从未对此产生行动，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同的。我基于自己从小的成长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从母亲那里承袭到的意识，都希望独立于他享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事业、成功和社会认可。 而一些回到家庭中的专职主妇中，除了一些特定的非主流文化成员之外，其中相当一部分女人是因为子女教育而做出的自我牺牲。 这就像美国、加拿大等一些西方高福利社会国家，他们不相信政府救济会使社会走向普遍的懒惰。因为，如果人们努力工作就能提高收入的话，那么人们都会通过努力工作来满足自己生活和心理上的追求。毕竟，事业的成功不仅仅给人带来物质上的富足，还会给人带来对人们更重要的社会认可和自我价值认定，这些都是靠仅够温饱的政府救济所无法给予的。被认可，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因此，我认为从人性的基本需要来讲，专职主妇的出现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从人性的心理高层次需要来讲，专职主妇的出现是一部分女性对子女教育所做的自我牺牲，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所派生出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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