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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与 人 生 密 不 可 分――兼及玩学理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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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休闲服务都经历了从起步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的成长过程,在此期间,它们都始终渴望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以及掌握信息的能力求得生存与发展。对政府资助的休闲服务倍加关注的人士有时会忽略休闲业的企业传统,而关注商业娱乐的人则会忘记它特有的助人和不断改革的传统。


    各种休闲服务具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市化的出现以及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的确立,为所有这些休闲服务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共同的前提环境。工业化使工作变得更加有秩序,而时间便是安排这一秩序的工具。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生活中工作之余的部分时间便成了“自由时间”;它就像是一个空箱子,单凭典型的农民生活中的旧式游戏和礼拜活动是无法填满这个空箱子的。工业制度下的新型工作方式、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未规划的城市环境淘汰了以往的生活和休闲方式。


    如果说工业制度对农民文化来说是一种浩劫,那么对工业制度而言,农民文化则首先是一场灾难。农民们喜欢随心所欲地闲荡、喝酒或劳作,而且与精神娱乐相比,他们更偏爱感官上的愉悦。在欧洲和北美的成年男子和部分妇女的休闲生活中,赌博和饮酒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对这种偏好的不满促使人们多次尝试着改革农民式的休闲方式,因为雇主和管理人员们相信,要取得工业化的成功就必须改变这种习俗。不仅如此,包括查尔斯·狄更斯在内的许多人还认识到,休闲为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工作能力获得“重生”提供了惟一的机会。


    不论是以利他主义还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人们为推广合理的娱乐活动和其他改革活动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旨在扭转这些情形。19世纪初,许多休闲改革得以兴起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贫穷的城市工人阶层抱有畏惧心理(这与当今的情况相类似)。大西洋两岸的福音传教士试图将休闲“基督教化”(Christianize),他们创办了周日学校(Sunday School),发起了旨在禁止多种周日休闲活动的安息日运动(the Sabbatarian Movement)以及由妇女带动的全面的禁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此外还有反对卖淫的运动,以称社会净化运动(Social Puity Movement)。


    改革派并非仅仅想压制各种休闲行为,他们还试图转变这些行为,以更加有秩序、有计划、更安全的娱乐取代大众化的不确定的即兴游戏。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工人阶层更加文雅,使他们对工业化工作条件采取更温和的态度。在所有这些转变中,培养人们珍视时间的能力至关重要。


    工业化阶段对大众生活方式的尝试性改革并不是现代休闲产生的惟一根源。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休闲实际也是企业家们的“发明”,正是他们发现了究竟什么是人们在闲暇时间里想做、并且愿意出钱去做的事情。


    个人休闲的现代观念起源于18世纪的杂志、咖啡屋和音乐室中,之后持续发展,并贯穿于19世纪的职业体育和假日旅行之中。它与休闲业同时出现,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很难产生。


    这就是说,现代休闲业大致是由“商业娱乐”界人士发起的。这类服务在处于最佳水准时,体现出了高水准的娱乐改革运动曾一度提倡的关心他人的道德观。(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商业休闲的经营者一心想着赚顾客的钱,而改革者则一味地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那些所谓的下等人。)


    历史上,关心他人在任何一种商业娱乐中都有所体现。旅游业史上的一次划时代创举,即发展有组织的铁路旅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格兰的一位部长兼南部中陆地区禁酒联合会秘书(the South Midlands Temperance Association)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为其队员组织了一次从莱斯特(Leister)到郎伯勒(Loughborough)集体远游,全部费用只需一先令,这一成功促成了更多的有组织旅游以及“旅行社包价旅游”(Package tours )和旅行支票的出现(checks)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旅行的发展。


    库克经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为尽可能避免发生问题做出了精心的安排;他与世界各地的旅馆、轮船公司和铁路部门关系密切,这就保证了他能够得到最佳的服务,并且能为他所销售的旅行服务赢得低价位。在出国旅游的全程中,他一直与客户随行,帮助首次外出的旅行者摆脱行程中的紧张感。1867年,他建议旅行社使用施行代用券,又为旅行管理助了一臂之力。库克排除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旅行的种种疑点,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旅行的态度,打开了旅行市场。同时,为摄影术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契机,这样一来,在追求声望并渴望满足好奇心的人们当中,终于兴起了一阵海外旅游的热潮。(Holloway,1983)


    在这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因素在反复左右着一流的休闲及待客服务。它们是帮助别人的欲望、企业精神、和能够帮助(或促成)这些意愿得以实现的技术变化。


    这三个因素有的在20世纪初的社会改革运动中便已经有所体现。这些改革运动为人们提供了多种休闲服务及设施,包括娱乐、游园、体育、成人教育、户外活动、博物馆和植物园等等。与商业娱乐相同,它们也是随着人们工作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左右着工作方式变化的正是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它引发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并常常在此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妇女从参与田间劳作转而被局限在少数工种中,或者把做家务和生孩子看作自己的主要职责。人们的工作与休闲曾一度交错存在,而工业制度把曾经被休闲点缀其余的那部分。此外,孩子们事实上根本无处可玩。


    所有早期改进休闲的努力以及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活动经历都证明,休闲服务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提供服务的组织是“赢利型”、“私有非赢利型”、还是“政府所有型”、超决定作用的是有担任梅尔沃基(Milwaukee)娱乐部和成人教育部主任的多萝西·安德雷斯(Dorothy Enderis)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对德国传统进行思考的同时,安德雷斯女士总结出了一个真正优秀的休闲服务人员应该具有的独特品质。


    Leut在德语中的意思是“人们”,Selig是指“神圣的”我认为对一个娱乐服务人员最高的评价是用leutselig一词来称赞他,意思是说,在他眼中,人们是神圣的(Butler,1965,P145)。


    这段引文使我们看到了达到最高点的成功者和其他人之间的界限。虽然本书的主题是变化,多萝西·安德雷斯洞察到这一真理却不会改变。


    在今天,接待(hospitality)作为一种休闲服务常常使人们联想到旅馆、饭店和度假村。它也同样有着一种传统意识,即人是神圣的。 在历史上,接待是指“将陌生人迎到家中,为任何一个愿意光顾的人提供餐饮,尽管主人对他们一无所知,却仍允许事实上是真诚地恳请他们留宿”。(Zeldin,1994,P.437)随着旅游者的不断增多,这种“免费”的食宿招待开始减少并逐渐被招待业所取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汀(Theodo Zeldin)发现,在这种朴素的好客的基础上将萌发一种新型的待客方式。


    一旦古老的好客被一种能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人们志向的招待业取而代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便开始了。当人们开始对新思想,对前所未闻的新观点以及陌生的外来传统表示欢迎时;当此类接触改变了他们的对自己的看法时,上述转变便会形成。当出国旅游成为一种需要,而不再是一种奢求的时候,当电视中的外地报道多于当地新闻的时候,当个人的内心完全成为左右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将不可能自行决定该做些什么,除非他了解其他所有人的经历。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待客,因为它不仅仅是礼貌的表现,而且涉及到个人思维中对新意识、新情感的暂时接受(1994,P439)。


    在招待行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典范,它可能会被推广到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中。关心他人是所有一流的休闲服务共同继承下来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在未来也将很好地服务于他们。工作在休闲服务各行业中的一流服务人员所体现的企业精神也将发挥同样的作用。尽管对现代企业制度可能有多种解释,我们仍可以确切地说,休闲行业中的一流服务人员所共有的企业精神是以以下设想为基础的;


    一个好主意可能直接促成一件好产品或一项好的服务,并使消费和供应双方共同受益。


    在这种定义下,休闲服务各种形式间的界线消失了。休闲服务业的企业家们所创造的变化将同时给他人和自身带来好处。由此可见,为弱智青少年举办的一次出色的保龄球游戏,在佛罗里达度假地建造一个不错的游泳池,在大城市中心修建一座美丽的植物园,组织一次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参观,组建一个优秀的老年妇女排球团体,提供出色的乡村床位加早餐,组织城市贫困区的小学生参加一次高水准的艺术活动,开一家好餐馆并备上一份富于想象力的菜单,或者组织一次踏青并向远足者介绍沿途所见的动植物,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企业精神。


    作为休闲界成功人士的共同财富,企业精神在即将来临的时代里将变得更为重要;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将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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