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国际传统医药保健研究会称，从全国16个省、直辖市辖区内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调查发现，北京人亚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亚健康率是百分之73.49%、广东的亚健康率是73.41%，这3个地区的亚健康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北京更是高居首位。
●“过劳死”一词缘自日本，最早出现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它并
不是临床医学病名，而是属于社会医学范畴。在日本它被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诱因)，导致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恶化，进而引起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使患者死亡。在过去的5年，日本有几位市长因严重的疲劳而“过劳死”。有人统计，日本每年有1万人因过劳而猝死。
●有调查结果表明，慢性疲劳综合症在城市新兴行业人群中发病率为10%至20%，在某些行业中更高达50%，如科技、新闻、广告、公务人员、演艺人员、出租车司机等。慢性疲劳综合症(简称CFS)，是由美国全疾病控制中心于1987年正式命名的。据估计，美国每年有600万人被怀疑患有“亚健康”。
●一项针对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对1197名成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66 %的人有多梦、失眠、不易入睡等现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62%；记忆力明显衰退的占57 %；脾气暴躁、焦虑占48%。
●2002年7月，北京国际抗衰老医学中心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目前中国高收入人群的过速老化趋势已经超过欧美国家水平，在对64例病案的临床统计显示，35岁至45岁的高收入者机体老化速度明显加快，在接受抗衰老治疗的有7成人的功能年龄明显超过自身的自然年龄，其中功能年龄平均超龄高达15至20岁，生物年龄平均超龄10至13年。据介绍，发生超过自然年龄的机体过速老化就会使一系列老化疾病提前发生。特别是高收入人群，如果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非常容易导致老化的加速。
1997年3月的一天，李意欣的身体突然垮掉，几乎无法正常工作。
简单地说，李意欣成了一个“亚健康”病人。按照医学上的解释，他的身体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由于工作压力繁重，已经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负荷。
从李意欣他自己在1997年剪下来的一张报纸上，我看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把这种状态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
在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过许多这种病人，不过那里的称呼更直接更可怕：“过劳死”。
2002年5月，一项来自“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的数据则表明：中国已有7成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数字竟然如此大，相信包括了在城市里忙碌着的你和我。
据李意欣描述，当时的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亚健康状态，情形就像日本人的那种过劳死，不过是死前。
得病的那一年，李意欣27岁，在上海工作，是一家国际性公关公司的首席代表，工作经验总共是7年。
李意欣说自己应该属于最早期一批进入外资公司上班的中国白领，最早在工作上直接面对国际化，同时也是最早感觉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碰到的身心困境。
1998年9月，由于病况没有显著改善，李意欣决定正式辞职，开始全身心投入治病。从上海到北京到福州，从西医到中医，至今已经历时数年，耗费积蓄30多万，为一般人所不能想象。
2002年北京的夏天，我们与李意欣取得联系，进行采访。
病人
六七月间的北京，天气不好。没有太阳，空气不流通。似乎有场大雨，却总是憋着不下来。
李意欣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这几天他的状态不太好，有许多杂事，生活与心情都乱了，不能谈太多的话。他先邀请我去他那里住下。李意欣在北京方庄一个租来的公寓里已经住了两年多。
←李意欣的厨房，也是煲药的地方。
屋子里隐约飘荡着一股中药的味道。很简单的布置。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被调成浅色调，这是因为主人不愿意看到太艳亮的屏幕画面。
李意欣一直一个人住，他认为这样自由方便，心理上也舒服。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这种病，与一般的病人不同，得依赖自我调理，需要安静和独立空间，包括精神空间。
这天晚上，在我的眼里，并没有觉得李意欣跟平常人有什么不同，除了有一点黑眼圈外。
李意欣的晚饭时间都是9点以后，自己做。电视机打开，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听，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已成规律。晚饭则很简单，但会很注重营养的搭配，比如经常给自己煲汤喝，会考虑补充蛋白质之类的问题。晚饭后李意欣开始煲药，晚上喝一碗，明天早上喝一碗。
李意欣目前与一个在福州的大夫倪法冲每月用Email联系，汇报病情，医生开药方，然后在北京的药房里抓药，再把用药后的反应告诉医生。这样已经延续了快两年。每隔几个月，李意欣还会飞去福州让大夫亲自望闻问切一次。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最随便的我，穿T恤，以前我都是西装，白衬衫。”李意欣特意跟我说这点。作为一个曾经在外资公司上班的高级员工，或者说，作为从小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上海人，形象和仪态是很重要的。李意欣以前是在老上海的法租界里长大的，小时候就知道，一个男人要有一套好西服。
如今在北京，李意欣一个人，为自己的身体努力着，生活虽然与以往不同，但在每天出门前，依然会花很多时间梳理头发。“我想过，哪怕有一天去山区教书，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唯一不可以放弃的是，每天梳理好自己的头发。因为这是上海人的符号。”
李意欣不会在别人面前露出自己的病态，我想这既是性格的原因，也是上海人和公关人的原因，职业和专业的原因。
而无论从哪方面看，李意欣都是一个特殊的病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是如此强烈地认为。
病发
“我的病是突然发生的。那天，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我快。走不了500米就满身冒汗。如果有人推我一下，就会倒下。”
“去查西医。医生不能置信地看着我：不会在这个年龄成近视眼吧？开了眼药水，一周后视力从0.5恢复到1.5。不是近视。那是什么？在医学上没法解释。去健身房锻炼，超负荷的运动对于几乎崩溃的体质只是让它更疲劳。有人建议我去看一个专家门诊，看了三四个月，身体仍是一路糟下去。”李意欣状态好的时候思路清晰，善谈，声音响亮，走路风风火火，比我还快。
不过李意欣说回忆过去还是痛苦的。“刚刚得病时，我突然有感觉，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了，没有了神气，没有了傲气。”李意欣甚至形容自己过去的状态，是一种趾高气扬的状态。
那段时间确实是意气风发。1997年，时值27岁的李意欣，已经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波音公司”做了5年公关，并且因为工作出色成为波音驻中国的首席公关顾问兼发言人。
“忙的时候，我都是凌晨两三点回到家。没有周末，每个星期都要写很多报告。当时我20几岁，却经常要给美国50多岁的人做顾问。我没有出过国，没有留过学，只有拼，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孤军奋战。看文件，收集材料，整天都生活在信息之中。我所服务的客户，每一件事可以说都是国际性的。我们经常说，飞机一起飞，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了。工作压力很大。我的起点是那么高，一开始就要跟世界一流的人一起工作，要用世界一流的观念进行思考。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跟一般的中国人不一样了。”
“这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的英语不太好，但事事要按他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想到这对我是个历史机会，我将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的每一分进步都是中国的进步，一想到这些，我就一切都不计较了。”李意欣的希望是，成为一个中国公关行业的先锋者。
虽然天天都回家，却见不到家里人。李意欣的妹妹有一次见到他，惊说，已经一个月没见过哥哥了。没有时间和家人交流，李意欣的母亲甚至不知道“波音”是什么，一直都以为是“播音”。
“有一次下班坐着公共汽车回家，看着一对对的年轻情侣，不禁想，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开开心心？我才20多岁，我也需要爱情、亲情，需要关怀、爱护……在当时中国那个经济开放不久的大环境里，我工作得似乎有些自虐，一切都是为了客户着想。”李意欣觉得那时的自己有点悲情的气氛。
终于有一天，李意欣对自己说：“太累了，不能再干了。”
求医
“得病后我曾经想，如果回不到以前趾高气扬的那种状态的话，就会活得很难受。我那时甚至觉得死比活着好，也是在那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会过劳死，会从楼上跳下去，因为我也想过要跳下去。”
“当时确实是感到心累，感到心里面有很多力却放不出来……那种感觉没法形容。”
李意欣说，在日本早就发生过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比中国更早进入了现代化竞争的时代。“我是中国比较早发生这种问题的人……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人们也确实应该停下来，想想自己需要什么。”
←7月4日，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室，李意欣在等待医生给自己扎针。
“让中国人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去工作，会有不一样的形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没有美国人的体质。我们是中国这种文化、这种状态下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我们的状态没有达到西方的那种人体的素质。我的病也不能否认这方面因素的作用。”
对自己的病源，李意欣做过多方探究，同时也开始走上漫漫求医之路。
1998年的北京，88岁的刘春圃大夫对病了一年多的脸色青灰的李意欣说：“你的病耽误了，已阴虚到极点。如果不来看中医，不过半年就会死了。”在上海辗转治疗，身体一路却糟下去的李意欣听完忽然有种想下跪的冲动。
他干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住了下来，每4天去看病一次，有时还陪老先生去抄方。每次看完病，老先生都会跟他讲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些东西让他如醍醐灌顶，“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才华是从美国学来的，我现在却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前工作时，我从没有传统中国人的感受，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国际化的中国人，一个只受过西方教育和文明洗礼的中国人。”这时李意欣发现北京有太多东西，而那些东西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和工作。
从第一个医生开始，至今李意欣已经大大小小看过6个医生，有西医，有中医，有的是一直看下来，有的医生自己也病了而中途换诊。“中医用哲学看病，西医用技术看病。他们就像接力一样，将我的病从体内一节一节抽出。”
李意欣最终还是选择中医，并且从中医中药治疗中深深领悟到了以前陌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今每个晚上临睡前，李意欣都会给自己放一段古筝音乐，让自己心情宁静。
病历
从1997年12月3日，北京刘春圃医生开的第一张处方开始，李意欣保存着发病以来的一切文件资料，病历、辞职信、剪报、与同事的信函、自己写的健康报告等等，一张张分类放好。“这是一个习惯。我在通过这个病来学习点东西，以前的工作经验在帮我忙。没有一个病人，会像我这么认真。”
当打开这些处方单，看到一个病体随着时间、使用药物的具体反应，我的心里开始觉得沉甸甸的。征得李意欣的同意，摘录下其中3个日期里的“健康报告”：
“到北京后视力开始有起伏，其稳定性比在上海时差，特别是当前额胀强烈时，视力急速下降，模糊度大。在首服补中益气丸后，肠胃有蠕动鸣叫感，腹气较通。整体上，排泄功能与质量不如上海时。时有尿频，尿急。小便黄多。入眠慢，眠浅，多梦。有时呈半梦半醒的状态，夜有醒，有下肢踏空般惊醒一次。
2000年12月7日，北京”
“思维异常敏捷，头脑清晰，写作思维活跃。体态充盈，情绪欢畅。视力随额胀逐渐消失而明亮，状态平稳。偶尔有心慌、四肢痉挛的感觉。前列腺有隐痛，部位不固定。但隐痛程度明显减轻。尿频、尿急、痛的现象明显减少。觉固肾得益。日便2-3次，有几次搜肠刮肚之感，似积便排出。打嗝基本上消除。黄舌苔比以前少许多。舌边仍时有齿印。(备注：此次处方是我接受中医治疗三年以来，最好的状态。)
2001年1月2日，北京”
“初服二付时，药力反应明显。人感较舒适，视物较清。人无浑浊感，清纯如新。之后，出现不稳定的症状。每日傍晚日落之时，感前额昏胀，视物极模糊，无法思维。伴有恍惚、头昏眩晕、肝胀气滞等症状。每日达1-2小时不等。整个服药周期过程中，明显有肾气不足之感。右腿时有胀感，抵抗力似弱于去年。略有畏冷的感觉。时有夜醒,但不惊。眠浅难受，次日无力无神，有2-3次失眠。针灸时，右肾腧比左肾腧强，右三阴交比左三阴交强。
2002年1月25日，上海”
7月4日
7月4日上午。李意欣照例去东直门医院做针灸。每周一、三、四各1次。这是李意欣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或者说，也是最有形式感的治疗。
从方庄到医院，李意欣乘公共汽车，然后步行，“走过一串老胡同，很宁静，走了将近两年了，让我感悟了许多。现在我的病差不多好了，那里却被拆掉了。”
医院里的姜老，也是名医。李意欣已经跟姜老很熟了。一进门姜老就埋怨李意欣，又忘了替他买旧式的棉质汗衫。而李意欣像小孩一样耍赖，说制作那种汗衫的服装厂都倒闭了，没地方买。
“姜老把我当作是他的朋友，而不是病人。”李意欣很感激有这样的医生。“姜老在针灸时常会有问题问他的助手，她们有时答得都没有我好。”
李意欣对自己生病的身体是如此的熟悉，在扎针的时候，他甚至建议医生，什么穴位可以怎么扎。在医院里，我发现了李意欣有些顽皮或者顽固，而他的医生姜老也是这样的性格。
每一针刺入，李意欣都忍不住呼喊一声。出来后，李意欣对我们说在针灸时他似乎感觉到与宇宙合为一体，这种时候，他喜欢看窗外的一棵桦树，会觉得心里特别静。
针灸室的窗外曾经是一片胡同，如今成为工地。只能看到一棵树了。
我突然想到李意欣跟我讲过的童年的上海，那里有梧桐树，那时候李意欣看到一对老犹太人相扶着在树荫下走过，很温馨地享受生活。“刹那间我觉得上海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场景让李意欣记忆深刻。
“28岁，我才明白自己是个中国人。”李意欣说自己出生在上海，那是一个西化严重的城市。而在北京，他开始寻根。第一次来北京时，他就在这个医院附近住下，窗户一打开，便有胡同和树。
同样是树，因为人已不同，感触也是不同。世事难料。
下午，是李意欣的看书时间。地点在“赛特”地下的一个快餐厅。
这是李意欣3年来的固定读书场所。一个靠窗的位置是李意欣的固定位置，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有人，李意欣就和我们在旁边等。“服务员都认识我，有时她们也会帮我抢占那个位置。她们有时也很奇怪，怎么我天天来，不去上班？我也没法跟她们讲，讲了也不理解。”
“坐在这里看书，要一杯茶，突然响起背景音乐，感觉很好。这个位置，我能看到外面，外面却不能影响我。”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李意欣觉得有点累，决定先打个盹。然后吃一个自带的水果，身体最近比较燥热。
就是在这个地方，李意欣消磨了无数个下午，看书，看报，写东西，还有，和他在药房里认识的一个药剂师朋友讨论自己的病情。
“我的方子经常要铺满一桌子，然后反复讨论。是不是肾阳比较虚？是不是肾阴比较虚？是不是肾气的问题？是不是肝的问题？要不要换个大夫？有位大夫的更换问题，讨论了半年才决定。有时服一段药感觉情形停滞不前，我们会研究可能是哪一味药的问题。”
“开始时我对中医的理解还很浅薄，有疑虑，也不好问大夫，就去问药剂师，就这样我与白塔寺药店的李卫东药剂师成了好朋友。几年来不管多忙，他一直耐心给我意见。毫不夸张地说，那情形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我很害怕，没有方向，而他是我的一个灯塔，一种精神依靠。”
快餐店里的这个固定座位，就像是李意欣在北京这个陌生城市里的另一个据点。从一个人住的公寓出来，到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不看书的时候，我就看对面那些字，以前看不清楚，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李意欣指着一块广告牌。
以后
7月6日上午，李意欣去游泳。我们跟去拍照。
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李意欣都要去运动，让自己出汗，以把内热排出来。同时也是保持一种好的精神状态。
←7月6日，北京进步健身中心游泳池里的李意欣。游泳也是他治病的一种方式。
运动量通常是，跑步6公里，游泳1公里。李意欣游泳的姿势很固执，总是一条斜线划过泳道。
下午，在李意欣的建议下，我们去了故宫旁边的南池子，那里有一大片的胡同正在拆迁。前几天李意欣就决定要来这个地方看看，对于中国城市建筑的传统，他有切身的感受，并且正在把建筑和他的公关专业联系起来研究。
李意欣说自己将来如果不做实际工作，还可以做理论研究。当然他并没有跟我说什么时候会再出来工作，因为他的病现在虽然好了98%，但如果不小心的话，还是会有小反复。“虽然有时有点小反复，但其实这是正常的。”
傍晚很迟才回来，路过一个商场。李意欣进去买东西，我在门口等。
7月4日，一条胡同。李意欣经常独自在北京的老胡同里流连往返。→
门口有一群北京的老太太老头子的街头扭秧歌，锣鼓喧天，她们不断重复着步伐，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从我眼前晃过，似乎快乐就那么简单。
看着看着，我突然想哭。其实我在采访李意欣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自己。
我的身体有没有一天会像李意欣那样没有原因地突然垮掉？到那时我又会怎么继续我的人生？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我有没有在文化上迷失？我爱我所在的城市吗？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一个个问题居然都是如此迫切。
李意欣只不过比我们都更早察觉，或者说，更早受伤。
现在想起，我竟忘了问李意欣，得病以来，他有没有哭过。他或许会说，哭能解决问题吗？
这几天，和李意欣在一起，我仿佛不是在采访亚健康，而是在听李意欣谈他的文化体验。对待自己的病体，他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培养。那天，他的脚气发作，他高兴的说，好了，我的身体开始好了。有脚气就意味着身体在排毒了。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李意欣点起香烟，“能抽烟也就表明我的状态可以了。”在刚病倒的时候，李意欣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连烟也不能抽了。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他都很在乎。
李意欣说，“在大街上，我看到很多人，身上其实都潜伏有亚健康的形态，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听完，我忽然有点心酸。
李意欣绝对是一个特殊的亚健康病人，在寻找自己的病源时，他并没有把繁重的工作量、恶劣的工作环境作为原因，在他身上，他更深切地体会到的是文化带来的身心困境。
很多次，我都把他和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主人公阿甘联想起来，在题图照片里，李意欣也是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追问的姿势。
在中国的城市里，如今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高速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一幢幢辉煌冷峻的写字楼拔地而起，而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白领鱼贯而入。走在大街上，穿着整齐划一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脸部表情无外乎两种：兴奋或者焦虑。
而你会伤心地看到，大部分中国的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内心里依然以能够进入高级写字楼为荣，以在国际性大公司里工作为荣，因为那里有高收入，那里说英语，那里有与世界接轨的机会，那里可以成为标准职业人。这一切似乎都成为无可非议的人生追求。
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白领生涯，总是让一些人憧憬，也总是让一些人受伤。
李意欣作为亚健康病人，或许不具有普遍性，却其实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应该怎样正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怎样汲取自己的文化营养，在国际化环境里如何融合中西文化……这些都是让城市职业人忙碌得忘记思考的问题。
这些或许才是“亚健康”作为社会病的源头。
那天，走在大街上，我看到路边一个巨大广告，一个所谓的尊贵人士悠闲地翘起二郎腿，当然，外面套着的是职业西装。
我突然觉得，那些东西不能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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