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作为性美的标志之一，其起源和作用是耐人寻味的。一般人认为，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创造出衣服，乃是为了遮羞。然而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他发现，那些平日总是裸体的澳洲原始部落的妇女在参加性爱舞蹈时，却要穿起羽制的围裙，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唤起异性的注意。格罗塞认为:“遮羞的衣服的起源不能归之于羞耻的感情，而羞耻感的起源，到可以说是穿衣服的这个习惯的结果。”“在低级文化间，偶然掩蔽性器官，固然可以有性刺激，但等到掩蔽的习惯成为普通的经常的行为时，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意义；……结果成为我们现在的性刺激的就不是习惯的掩蔽，而是偶然的无掩蔽。……这中间已经有了一种很重大的伦理的进展——性的自制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当原始人类还没有懂得穿衣的时侯，是没有羞耻感的；遮蔽性器官，是为了吸引异性；而当穿衣成为习惯时，羞耻感便产生了，偶然暴露性器官就引以为羞了。因此，衣服的遮羞功能包含着道德自制的内容。格罗塞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气温最适于人体时仍需要穿衣。对性美的欣赏，也首先是从服装开始的，只有情侣关系的男女才有可能彼此欣赏裸体之美。这之中，道德规范起着潜在无形、但又极其强大的作用。 

    爱情美中，道德的地位更为突出。专一性被认为是恋爱者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没有一个人同时深深地、忘我的、热烈地爱两上或三个人。那必然会导致心理动荡，使人面临困难的抉择，分散感情的洪流。爱情首先要求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象上，要求感受的和谐完整。”《诗经.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东门之外女子众多如云，却不是我所思念的，只有那个穿着素衣绿裙的女子，才能唤起我心头的愉悦。爱情的专一被视为美德，而始乱终弃则为人所不齿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终生只经历了一次爱情，他为妻子写下了许多充满柔情的诗篇；马克思与燕妮是风雨同舟的一对伴侣，患难与共近四十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也经历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这些人物的爱情都被世人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