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职工告诉记者，在门诊部门口，常年游荡着三位“医托”。一位是50开外的老太太，我在这组连续报道的开篇中曾经提到过她。另二人是一对兄弟，年龄都在30岁左右，身高都在1米60以下。据知情医生说，两兄弟与老太太有点亲戚关系。

遭逢了老太太之后，我大致地知道了老太太的一些情况。我原以为她是“三无人员”，事实上，她是有深圳户口的本埠市民。原在人民医院做护理工作，退休后闲得发慌，受在外面开诊所的熟医生之托，熟门熟路地做起了“医托”。她有四个子女，二男二女。老大在香港做建筑工人，老二是女孩，嫁给了香港人。老三在人民医院当司机，四女儿还待字闺中。

我第三天在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大门口，与老太太打了个照面，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头一低，走进门内。从二楼的窗口往下望，看见门外的老太太正与兄弟俩嘀咕些什么。看来，在这里继续了解情况是不行的了，老太太对我已经心存疑虑。

好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决定移师红会医院。中午，我在红会医院的门口逡巡，专等“医托”的垂青。

这是一个暑热袭人的午后，正规医院中午休息，就诊者不得不等候医生上班。这也是“医托”们争夺客源的最好时机。我游游逛逛的举动，引起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注意。她迟迟疑疑地审视我，然后，闲荡似地走到我的身边。

“你有什么不舒服？”她很好心地问。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打扮比较时髦，上身透视装，下着一条白色马裤。

我唉声叹气地说：“我是在宝安一家公司上班的，听说这个医院的整容整得很好，我特地请了假过来，路上堵车，赶到医院门口医生已经下班了。我只好在这里等到他们下午上班，看看能不能做个双眼皮手术。”

“大姐，你看我的这双眼睛怎么样？”她眨着眼睛对我笑了。“我这双眼睛也是做出来的喔！这里的整容大夫个个在外边挂靠小诊所，整容手术比他们上班时还认真。他们可以在外边的小诊所隆胸，可以割双眼皮，还可以做任何一种整容手术。”

怕我不相信，她又添油加醋地说：“我前段时间还介绍了两三位香港女子做隆胸手术呢，遇上我是她们的幸运。”我立即抓住这句话，问她是不是专门帮助别人介绍医生的，她坦率地承认说：“是的，我原先想割双眼皮，在这里遇上一个老大姐，老大姐给我找了一个好医生，后来，也介绍我做起了这一行。”

我表示对这一行感兴趣，就问：“做这一行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吗？我在公司的待遇太差，如果这一行有希望，我倒想试一试。”

我不提整容的事，却想参加她那一行抢她的饭碗，她有些警觉，不怎么吭声。为了继续了解“医托”的情况，我邀请她一同到小餐馆吃饭。我还告诉她，我有好多朋友，希望能够找到可靠的医生做隆胸、修整下颌等整容手术，请她多关照。她立即绽开了笑脸，频频点头。

在黄木岗村内一间干净而雅致的小酒楼里，两个女人边吃边聊天。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略为知道她的身世。她是因为婚姻失败，才来深圳闯世界的。求租住房时认识了一位40多岁的老大姐。这位老大姐原先在红会医院留医部当护工，干了三年，因为关系不硬被人替换。大姐原本结识了一帮“医托”，一气之下，干脆追随他们做起了正宗的“医托”。她起先并不知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大姐，早出晚归于的是这种近似于“拉皮条”的生意。后来，大姐得了肝炎，回到梅县老家休养去了。她自己所在的公司因经营不善，每况愈下，最后工资都发不出。不得已，她联络上大姐的几个“同行”，开始“前赴后继”地分散在各个政府医院门口做“医托”。

我问她一次收入多少，她伸出一个巴掌，笑笑说：“50元至300元，这是一次性的，都是些小毛小病，大的手术，轮到要动刀子了，可以要到30％的钱。”她认为这钱虽然不好赚，但是逮着一单便是一单，收入虽说有高有低，月收入最起码也在两三千元左右。

也许是吃了人家的嘴软吧，吃完饭后，她开始邀请我加盟这个队伍。“医托”的范围很广，她还是专攻整容方面，这种手术风险性并不大，比起香港价格低廉，港澳女同胞愿意来深整容。她认为我要干就跟着她干这个，还可以做人流手术的推荐，前景十分看好。至于此种行为的对错好坏，她认为，现在各大酒店都在拉客，银行还拉存款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拉客人去看医生？

她约我第二天中午碰面，刚巧是星期六，香港人多一些，生意好做一点。

在阳光底下同她告别，心情并不轻松。

屡禁不绝

就在我这组连续报道陆续见报后，居住在宝安新城的市民也给我打电话报料：在宝安区人民医院和宝安区中医院门口，也活跃着一批“医托”。他们希望我能去宝安揭开那里的“医托”的真面目。

这些天来，顶着盛夏毒辣的太阳，我在几个正规医院的门口徘徊与探访，在追踪“医托”的辛苦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正规医院的医生朋友。他们对“医托”现象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医托”现象是深圳市医疗市场不正常竞争的畸形产物。同时，医疗市场是高风险的行业，来不得半点虚假与马虎。他们希望广大病友认清“医托”面目，抵制某些经营性医院与个体小诊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联手坑蒙病人的伎俩。

一位在深圳工作了17年的老医生，给我讲述了“医托”产生的背景和它的历史。

早在70年代末就有“医托”。当时香港政府法律不允许做“人流”。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做“人流”的港澳同胞就只有跨过深圳河解决这一难题。那时，市内各大医院对港澳同胞实行加倍收费，而且规定收取“港币”与“外汇券”。这方面的收入曾经是深圳医院的一项重要的外汇收入。这一块市场蛋糕，一些地下诊所以及个人承包经营的诊所、门诊部的老板，自然是垂涎三尺，急于切一块下来落人自己的腰包。就在这些设备落后、技术条件差的地下诊所和个人承包的诊所、门诊部在和政府医院的激烈竞争中，“医托”便应运而生。有人证实，这些“医托”靠“拉客”赚了钱，在深圳的草埔一带盖起了楼房。这些“医托”用欺骗手段拉病人，再由其所服务的诊所、门诊部吓病人（将一般的皮肤病说成性病）、骗病人（说政府医院的服务态度不好，原政府医院某某主任退休开了个人的门诊部等等）、宰病人（以高出政府医院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收费）。由拉来做“人流”的港澳台同胞，发展到拉来治性病、皮肤病、鼻炎、整容等境内外病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不正当的竞争，严重搞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损害了政府医院形象，延误了病人的诊治，损害了病人的利益。

我在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采访时，门诊部的负责人气愤地说，这些“医托”猖撅到竟敢在妇产科候诊室把病人拉出去的地步，并威胁候诊护土。门诊部曾多次将这些“医托”扭送到派出所。这些“医托”人员经常变换，为了认识他们，门诊部的领导。办公室人员经常中午不休息，在四楼天台、立交桥、门诊部马路对面的新城酒家观察、识别、寻找，极大地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

有一次，某负责人劝阻一个“医托”时，这个“医托”落荒而逃，刚跳过建设路栏杆时，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相遇，汽车紧急刹车，只差几厘米就撞上“医托”了，破坏医疗秩序和违反交通规则差点让他送命。

为了治理“医托”，门诊部向派出所写情况汇报，向巡警求援，向医政监察大队汇报，向院保卫科报告请求处理，还在门诊部的大门口增设保安，张贴告示，告诫病人不要上当。

由于没有相关的治理“医托”的法律条文，缺乏证据，派出所只有将这些人教育一下就放人。这些“医托”们屡禁不绝，越来越嚣张。第一门诊部的领导来抓他们，他们就在路边拿石头相威胁，并多次打电话进行骚扰与恐吓。门诊部在门口增设保安，他们就退到门诊部的邻居——邮电局门口以及立交桥头拦截病人。上下午开诊时病人多，“医托”干脆就混在病人中间，伺机游说拉客，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在“医托”之间混迹了三四天之后，记者采访了市卫生局医政处乔柏顺处长。乔处长认为，“医托”是违法的，是不正当竞争的派生物。我给你钱，你把病人给我骗来，不仅违反了不正当的竞争法，还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托”也是一种设圈套的欺骗行为。

1999年上半年，公安部与卫生部联手合作，专门发出《关于查处违法医托的通知》，打击“医托”市场。面对“医托”这一丑陋现象，建议市民相信政府医院，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虽然“医托”的生存有它的赖以生存的市场，但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市民、引导市民，打击“医托”。

几天来，记者明查暗访，发觉个别社会医疗机构，由于加大了投资力度，其医疗设备和条件具有较高水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要主动打击“医托”市场，这就要求我们的正规医院，尤其是政府医院，必须提高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加强服务意识，一切为病人着想，降低费用，缩短简化看病过程，让所有的病人如沐春风，那样，“医托”市场才能够逐步地萎缩与消亡。